十一种识相进一步的展开说明及其文化症候

十一种识中，从最简略的角度来说，身、身者、受者、彼所受、彼能受，此五种识别即可概括一切法。其中，身、身者、受者，即眼等六内界（也就是所谓的“根”）。彼所受，即六外界（也就是所谓的“境”）。彼能受识，即六识界(也就是所谓的“识”)。以上就涵括了根、境、识构成的十八界。其余诸识，则是此五种识的差别相。其中，世识、处识、数识、言说识都属于从属于十八界的心不相应行法，分别是时间、空间、数量和语言。【心不相应行法本身就具有范畴的意义。】
西方文化是要把持主体与世界的关系，这也反映在西方文化对于数的关注上，数是没有任何物质质料的，其内容最为抽象，而由数构成的几何关系结构最为稳定。通过数来把握世界，是一种最容易理解的理论思路及实践取向。西方文化当中包含了这样一种认知：通过对于最终的数的把握，就可以处理世界。
中国文化是要顺应主体与世界的关系，这就反映在中国文化对于时间的关注上，中国人相信，通过对时间的把握与跟随，就可以对世界完成处理。《易经》最后的“既济”、“未济”都是谈时间：完成时，与未完成时。并最终结束在未完成时上，由此可见这个时间是循环的，但也是开放的。这是中国文化的信念，某种程度甚至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内在宿命。
数识强调确定性，是对结构的把持，而世识强调变易性，是对现象的跟随，这构成了两种文化之间深刻的差别。
西方文明中航海文明的特质最为明显，因此需要有一个确定性的结构予以支撑；中国文明主要是一种农耕文明，就体现出时间的轮回性，以及时机的重要性。
瑜伽行者相信，通过这种处的超越，可以超越于自身命运。佛教的特殊发现，就是这是不足够的，还需要从内在意识结构上加以转变，这是佛教在原有的空间维度上添加的一个意识维度。
与身、身者、受者、彼所受、彼能受五种识主要构成主体自身意识不同，时、数、处三者则主要构成关于对象世界的意识。
唯识学的修行，也就是要致力于对这些意识的还原，因此，关于“处”的意识往往是在最后被超越的，在见道位时首先超越的是关于“数”的一般意识。【所谓根本无分别智，主要就是一个“不二”的结构，“不二”是对于数的分别性的超越。】而在十地渐次完成的修行中，主要是对时间性的超越。乃至于最后到了八地以上，则进入对于“处”的超越，所以称为“不动地”。
中国的修行是在时间性当中的演变、流转，是生发性的，是不定的，是对时机的把握。而印度的修行是对于当下的融入，或将当下的境界切换到另一种意识状态，所追求的不是不定性，而是定性，所以称之为定。西方文化则是实验、研究、检验、证明的一系列过程，是数学公式与几何学的推演。
世（时）、处（位）、数，三者在一起，就可以生成一个结构了，而基于对这个结构的领会，就有语言的进入。所有的理论，其实都没有逃脱这个基本结构，都只是一种观念的产物，与真实无涉。
《中论》著名的八不偈：“不生亦不灭，不常亦不断，不一亦不异，不来亦不出。”也可以就这几种识来作解读。“不常亦不断”是依世识说，一切常见、断见都并非真实，只是因世识而起的惑乱见，同理，“不一亦不异”依数识说，“不来亦不出”依处识说。“不生亦不灭”总摄此三句，可以从名言识上来理解，也就是作为世、处、数总体的概念对象并无真实生成，也无真实消灭，只是概念（名言）本身的呈现。“八不”主要就是破除依此四种识而建构的虚妄实体见。
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别，就在于这三者之间，如何构建自变量与因变量，也就是如何以语言来描述的问题，中国文化的时间性如何把握呢？也就是以数（数量性）、处（空间性）为自变量，而推导出作为因变量的时（时间性），由此得出一般规律，在运用时，再以时为自变量，推导出数、处，这时候，数、处就是因变量。
关于世识、数识、处识等，大乘与声闻乘的观念又有不同，大乘观念当中，是从系统结构来看待，举例来说，声闻乘的行者修忏悔法，仅就此生过去的所作进行忏悔，而菩萨乘行者修忏悔法，忏悔时间为无始时来，这个“无始时来”并不是按照一般人的观念在线性时间上追究至无限，而是就着系统结构来看，无限的过去都不过是当下结构所包含着的应有部分，是从当下结构所展开的，故谓之“无始时来”。
八识是从意识结构来说，而十一识是从构境意识来说。双方立足点不同，因此，《摄大乘论》中提出十一识不越于十八界法，也就是在意识构境上的陈述。
十二缘起，是从线性上来说，而十一种识是作平面的展开。十二缘起是就生命活动来说，而十一种识是就生命活动中所必然含摄的意识内容来说。
十一种识，都是在“识”的结构中，可见都只是虚妄的意识，是“妄识”，而并非“真知”。要打破这十一种识，才有可能获得真知。那么，问题来了：怎么打破这十一种识呢？问题就在另一个向度上：这就是由十一种识构成的依他起相所引发的遍计所执相。
从能分别的八识到十一种识相，抽象的、一般的“识”就具有了具体的、特殊的“识相”，在这个具体、特殊上面就有义相生起，就被执取为遍计所执相。【从唯识学的理论视角出发，对于《易经》的思想作重新检视，实际上会发现，在《易经》的思想中，也存在着双重的结构，一重结构是表象的，是由六十四卦各自建立起来的“象”的结构；另一重结构是数的，是六十四卦本身的推演结构。前者，实际上就可以看做是义相，而后者可以理解为识相，此识相又基于八个基本卦象，因此，八种基本卦象与六十四卦的卦象之间，不但是繁简、广狭不同，更体现出所演绎的层次不同。八卦是结构性的存在功能体，而六十四卦是内容性的具体存在物。】